第六百三十一章：很傻很天真的苏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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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我也是这么说。他文章诗词写得是不错，但说到治国，他比王安石都要差！瞧瞧他在元祐党争中的表现，可用‘不知所谓’来形容。一个国家的国策，哪怕是错的也好，只要认真贯彻去执行，到最后未必会很差。但是你的苏相公呢，连同一大帮无所谓的人，攻讦熙宁变法，在政事上懈怠，改革不力的责任倒有一大半归结他们身上，我又哪里说错了？诚然熙宁变法有不足，但略微调整，未必就不是利国利民之策，为什么一定要全盘否定？不外乎他们不想变，怕触动自己的利益罢了。苏轼我不知道他出于什么心理，可能真的为国家着想吧，但他的方式用错了。所以我说他不适合在朝中为官，适合在地方为官，有错吗？”

　　这汉子更加吱吱唔唔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只是说道：“那又如何，苏相公对我们这么好，我们就记得他的好！”

　　张正书笑了笑，没有否认这一点。

　　说实话，苏轼执政最大的功绩，就是在杭州了。

　　就跟司马光一样，只会故作文儒高雅，吵架也不行，做事也不行，也就驴粪蛋子表面光鲜。要是真的叫这些人做了宰相，肯定又是另一个司马光。看看司马光的政绩就知道了，他连章惇都斗不过，还对高太后撒谎、捏造事实来攻击熙宁变法，最后还是倚靠着章惇的自傲，得罪了高太后才尽罢新法，而此时章惇也和苏轼结上怨了。

　　从这件事就知道了，苏轼的情商是真的低下。

　　  众所周知，做官一事，智商只是其次，真正重要的是情商。苏轼经常得罪人而不自知，一张臭嘴一支毛笔把自己搞得半生颠沛，不得不说是咎由自取。做官嘛，肯定多一个朋友好过多一个敌人的。可偏偏苏轼的敌人满朝都是，朋友却越来越少，不得不说苏轼这做官实在太失败。

　　看看他对熙宁变法的态度就知道了，就拿差役法来说，王安石是提倡免役法的，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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